中国电影的丰碑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时间:吴筑清、 张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06出版)   作者:吴筑清,张岱 著   页数: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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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的丰碑
前言

延安电影团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下简称“新影厂”)的前身。延安电影团是中国第一个红色电影机构。它成立于1938年,截至2008年已有整整70年的历史。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的决定和组织下,一些左翼电影精英肩负着开创人民电影事业的神圣使命,从繁华大城市奔向中国西北贫瘠的黄土高原,成为最早的延安电影人,他们中有著名演员兼编导袁牧之,有著名摄影师吴印成,有优秀剪辑师钱筱璋。20世纪30年代许多脍炙人口的电影:《桃李劫》、《风云儿女》、《生死同心》、《都市风光》、《马路天使》、《十字街头》和《八百壮士》等等就出自他们的创作。在延安的八年,电影团以简陋的设备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创造辉煌业绩的真实生活,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历史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影像资料,也奠定了具有“延安电影风格”的中国纪录电影的基础,形成了勇于创新的“延安电影精神”,不愧为中国电影史上永远的丰碑。《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是为延安电影团成立70周年及新影厂成立55周年而作。它第一次完整地再现了新影厂的前身:延安电影团的历史和艺术成就,再现了延安电影人的光辉形象,再现了延安时期重要的纪录电影和摄影的图片资料:它们穿越了几十载的记忆和战争烽火,而且还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延安电影团的成立和成长所做出的努力和给予的大力支持。总之,本书是对那段红色历史的还原。纪录历史的人自己也被历史纪录,书写历史的人本身也成为历史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作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本完整叙述延安电影团的红色电影史著,《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的出版意义是空前的。本书除具备一般电影史书的史学价值外,还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力宣传延安电影团这面光辉的旗帜,可以使文化艺术工作者从延安电影团的光荣历程和作品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重张艺术与政治完美结合的“延安电影风格”,弘扬开拓“延安电影精神”,全力推动“主旋律”创作,促进中国的电影事业能够在新时代有更大的发展。同时,本书还将填补中国电影史上关于延安电影团这一段历史的空白。作者作为延安电影团重要成员的子女,不仅自身掌握着很多珍贵的历史图片,而且还亲自走访了许多健在的延安电影团成员,查考了相当多的史料,因此不少图文史料均为首次发表,这就使本书具了有相当重要的收藏价值。2008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作为延安电影团的继承者,也走过了55年的历程。在新影厂工作使我不但从视觉上,而且从精神上,真切感悟到影像史料价值的所在。走进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资料库,会令人肃然起敬,真正感到震撼:42000米胶片约7000小时长度的纪录电影资料,从民国到抗战,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科技,从过去一直到现在,这种历史记录的真实性,的确是纪录片的独到功能所赋予的。这些先辈们留下的宝贵财富,不仅值得引以为傲,更值得认真科学地研究开发。目前,新影厂正循着延安电影团老一辈电影人的脚步稳健前行。我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第八任厂长,深深地把这个岗位当做自己的荣耀。我坚信,新影厂一定会永远继承延安电影团的精神,开创更加光辉的未来。
内容概要

  《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具备一般电影史书的史学价值外,还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力宣传延安电影团这面光辉的旗帜,可以使文化艺术工作者从延安电影团的光荣历程和作品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重张艺术与政治完美结合的“延安电影风格”,弘扬开拓“延安电影精神”,全力推动“主旋律”创作,促进中国的电影事业能够在新时代有更大的发展。  同时,《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还将填补中国电影史上关于延安电影团这一段历史的空白。作者作为延安电影团重要成员的子女,不仅自身掌握着很多珍贵的历史图片,而且还亲自走访了许多健在的延安电影团成员,查考了相当多的史料,因此不少图文史料均为首次发表,这就使《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具了有相当重要的收藏价值。
书籍目录

引子第一章
党的电影事业从这里开始第一节
左翼电影运动第二节
进步电影人才第三节
到武汉去第二章
建立延安电影团第三章
未完成的《延安与八路军》第四章
第一支人民放映队第五章
艰苦的时刻第六章
记录历史的照片第七章
时代主旋律《南泥湾》第八章
窑洞电影制片厂第九章
自力更生
丰衣足食第十章
摄影训练班第十一章
向着胜利东进第十二章
兴山大会师第十三章
永远的丰碑附录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插图:左翼电影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电影战线上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它不仅在中国电影行业中建立了党的力量,而且为党培养出一批进步的电影专业人才,为以后党的电影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
延安电影团的骨干就是在这些进步电影的创作中,经受了革命思想和革命艺术的锻炼,逐渐成长为党的电影工作者。
《桃李劫》1934年夏天,左翼电影运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不得不改变斗争策略,开辟新的阵地。
在电影小组领导下,通过同进步工程技术人员的合作,“电通电影制片公司”(简称“电通公司”)成立了,党的电影小组五人之一的司徒慧敏成为公司的法人。
这是以当时合法的商业模式运营、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个商业电影公司,故被国民党称为“赤色大本营”。
电影小组动员了一批左翼戏剧工作者进入公司做电影工作,他们成为电影战线上的新兵,其中就有延安电影团的创建者和领导者袁牧之和吴印咸等人。
《桃李劫》是电通公司摄制的第一部电影,成功与否关系着电通公司的生死存亡。
袁牧之担任了该剧编剧和男主角,这是他从戏剧转到电影方面来的第一个作品。
电影用倒叙的方法表现刚从学校毕业的两个青年陶建平和黎丽琳,抱着“为社会谋福利”的理想,走人社会。
他们结婚后,陶建平因不满公司老板的不良行为愤而辞职,失业后到处遭冷遇而不得不转做苦工以养家糊口。
黎丽琳则因险受老板侮辱而无法继续工作,产后病弱受伤而死。
陶建平为救妻被迫偷钱遭捕,又在反抗中误杀人,被处死刑。
一个有为的青年就这样被旧社会葬送了。
电影在振奋人心的《毕业歌》“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的歌声中结束。
袁牧之以清醒的态度,对当时的现实生活进行深刻细致的观察并且进行再现,通过这对知识青年的遭遇、反抗和最终家破人亡的悲剧,揭露和控诉了不合理社会的黑暗和无情。
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因热情洋溢地表达了在民族危机下青年学生参加民族生存斗争的爱国热情和担负起天下兴亡重任的决心,成为传世经典之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
电通公司这群新人摄制的影片获得观众的好评和强烈反响,在当时是卖座率最高的,主要原因是电通公司的进步电影接触了时代和社会的脉搏,说出了群众的心声。
电通公司也凭借党的领导和全体人员的通力合作,在濒临危亡的时刻得救了。
而袁牧之和陈波儿作为主角也由于在电影中的出色表演而声誉远播。
除此之外,袁牧之在《桃李劫》中对中国的有声电影艺术的发展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是中国第一部以有声电影手法创作的影片,在此之前的影片用蜡盘发音,声音仅仅是机械地配合画面,还谈不上成为电影艺术的一个有机组成元素。
袁牧之成功地运用了动作或环境的声音来渲染气氛的有声电影技巧,使音响真正成为一种表现手法。
《桃李劫》标志着中国电影从技术上和艺术上都已进入全新的阶段。
后记

历经整整70年,终于有一部完整详细讲述延安电影团的书出版了。这部书,本应该由延安电影团的前辈们自己去撰写。但是年复一年,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去了,一直没有这样的书问世。为纪念中国电影百年华诞,中国电影家协会组织编纂了《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首批20位电影家中有我们的父亲吴印咸和钱筱璋。我们在收集传记资料、在采访老前辈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我们的父辈及他们的战友们念念不忘延安电影团这个革命的电影摇篮,念念不忘延安电影团在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这是他们革命电影生涯的起点,是他们以团队精神共同创造的事业,占据着他们一生重要的位置,是他们心目中一辈子的圣地,他们这种深深的延安电影团情结深深地打动着我们的心。然而当我们想在他们的传记中补充这部分材料时,却发现根本就没有一本完整详细介绍电影团的书籍,而电影团前辈留下的有关文字记叙也非常有限和简要分散。我们甚至发现,在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纪念活动中,也几乎没有提到延安电影团。我们认为现在实在需要一本完整讲述延安电影团的书籍,为了这将要被忘却的纪念,为了让前辈们的革命精神和他们记录下的珍贵历史镜头成为永不过时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为了后人发扬光大电影团团结奋斗、艰苦创业的精神。2008年是延安电影团成立70周年。在这个有意义的日期渐近之时,考虑到老一辈已难以完成这部书时,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和对延安电影团浓浓的情结,我们荫发了出版一部叙述延安电影团历史的书籍的想法,以达到填补中国电影史的空白和了却老一代电影人的夙愿的目的。我们敢于自己开始编写这部书,是因为有两个人起了关键的鼓励和推动作用。一位是著名的中国电影史学家、《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主编程季华。他是延安电影团主要成员的老同事、老朋友,也是1937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他对延安电影团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其在中国电影史上的作用有深刻的认识,是第一位在中国电影史上简略但完整讲述和评价延安电影团的人。他在延安电影团主要成员相继去世后,特别是纪念中国电影100周年活动之后,一直积极鼓励我们来编写这部书,并允诺做这部书的顾问。一位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厂长高峰。我们在程老的建议和鼓励下,冒昧给高峰厂长发了个短信,短信用一句话简述了我们的想法,没想到他马上回短信答复五个字“我一定支持”,并当即安排第二天面谈。而第二天在他的办公室里,仅用10分钟就谈定了支持我们的方案。他一再表示“应该出这本书”,并允诺为这本书撰写前言。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现在在这位“走进资料库会肃然起敬、真正感到震撼”的厂长领导下,正在努力去开发这些历史影像资料、去创造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历史题材的纪录片。我们被高峰厂长对延安电影团的理解和继承、对前辈的尊敬和感情、对这部书的认识和支持、对我们的信任和帮助深深地感动和激励。我们生于电影世家,却并非在电影圈工作,也没有写作的经历和经验,现在都已退休了,编写这样一部史料书籍,难度可想而知。由于这部书涉及许多重大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决策、电影历史和电影技术等问题,我们深感压力。我们常常拙于文笔,穷于史实,以致绞尽脑汁,夜不成寐,甚至绝望到怀疑能否完成这样一部书。改革开放30年,人们的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对于历史上的事件可以更客观地讲述,大量的背景材料被公布,众多的回忆录被发表和出版,这些都为我们编写这部书提供了有利条件。感谢时代的变迁与进步,我们在一个合适的时代,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遇到了合适的人,于是得以编写成这部书并顺利出版。这部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延安电影团尚健在的老团员们的全力支持,对于60多年前仅仅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来说,战争时期的很多记忆至今都失散和模糊了,但我们仍旧收集到了大量的资料。当我们启动这个项目的时候,就听到了放映队老队员罗光叔叔病重的消息,我们赶到医院在病榻前采访了他,这是我们采访的第一个对象。他原先胖胖的脸庞和身体极度消瘦到几乎没有了形,已经不能进食,但仍然侃侃而谈整整两个小时,回忆起当年的许多细节和趣事,幸福骄傲的笑容荡漾在脸上。当我们告别的时候,他的两眼放射出明亮的光芒,坚持说:“还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我来回答。”最后他真诚地祝愿这部书早日出版,一周后他就去世了。我们与在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的放映队老队员唐泽华叔叔电话预约,将赴广州采访他,他以朗朗的笑声欢迎我们到广州去,也给予了这部书良好的祝愿。正当我们准备素材和问题的时候,广州传来了噩耗,小唐叔叔突然去世了,我们失去了采访他的机会。而在此期间,新影厂的一位延安电影团成员也去世了。不到三个月,延安电影团这么小小一个几十人的单位,就有三个人去世了,还有好几位也住在医院里。时间真的很紧迫,我们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和责任。编写《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的过程,是一次重走延安电影团历史之路的过程。我们沿着前辈的足迹慢慢走过,我们沿着他们的心迹慢慢走过。不走不知晓,上路才体会,这漫漫八年长路虽然鲜有战火硝烟,确是如此的不易,远非一般电影人所能想象的。我们反复观看了电影团当年拍摄的电影资料,生动的影像既反映了时代的状态,也反映了电影团的形象;我们搜集到了电影团当年拍摄的大量照片,真实的场景再现了历史,也再现了电影团的工作;我们读到了电影团的老领导肖向荣亲属提供的他当年的工作日志、文章以及后人写的传记,历史的文字清楚地描述了电影团的情况,更强烈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电影团的重视和领导,电影团的每一步都是在党的指引和关心下走过的。我们在编写过程中一直深受感动,随着每件事紧张或激动。当我们写到接收小组完成全部接收任务到达兴山的时候,当我们写到电影团东征最终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当我们写到1946年10月1日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的时候,我们的泪水潸然而下,感慨万分!我们终于完成了这部书,感谢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次超越自己的机会。由于时间不足一年,为了能赶上纪念日,这本书完成得比较仓促,恐怕资料不够完全,也许会有许多遗憾。我们参考并引用了大量已经出版和没有出版的资料,书中领导人的讲话有些出自老同志的回忆,在此不一一标明出处。但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尽力而为,终于完成了前辈的夙愿,为延安电影团编写出了详细叙述其历史的书籍。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让后人比较清楚地了解延安电影团,我们也希望这本书能够填补中国电影史上的这段空白。这部书得以出版,我们在这里,代表延安电影团老一辈及其亲属,最真诚地感谢: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影联广告公司总经理张彩虹和所有大力支持和热忱帮助这本书出版的单位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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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的丰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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