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工艺美术史

出版时间:1999-09   出版时间:辽宁教育出版社   作者:尚刚   页数: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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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工艺美术史
内容概要

  这部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元代工艺美术史的专著,内容涉及元代经济、文化、宫廷生活、工艺美术等方面的历史文献、考古书目和注释资料。仅以注释和引用的参考书目为例,作者就为此费尽心力,跑遍了北京各大图书馆。共写出注释734条,引用古今中外蒙古史、元史及考古学等图书期刊200余种。其中,有许多图书早已成为孤本和善本,如果不是作者把它们及时、准确地摘录和发表出来,世人很难知其内容。本书能帮助我们全面了解元朝的文化,艺术,生活,实在是近年来难得的好书。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丰富多彩的一个时代,蒙古、伊斯兰、高丽、汉和藏传佛教、欧洲基督教等文化并存,互相影响、交流,出现了十分繁荣的历史局面。因此,元代的工艺美术是在各民族文化大交流背景下产生下的结晶,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但其中对元代工艺美术影响最深刻的仍然是蒙古、伊斯兰与汉文化。蒙古族以骑射兴起于漠北,其统治集团十分珍视自己的传统,由其所建的四大汉国,互相影响,在服饰、宴会制度上,都保留了强烈的民族特色。其对青、白二色的喜爱,使大量蓝色、白色的工艺应运而生,如毛制品、丝制品、青花瓷器等产品。在蒙古史中,征服中亚伊斯兰教国家是一重大事件。从此,蒙古皇帝兼有西域广大地区君主的名义,中西交流广泛而频繁。在大批的东迁穆斯林中,包含有众多的工匠,他们在元代工艺美术品的生产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伊斯兰文明的审美观,对蒙古贵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依靠回回工匠生产的"纳石失"(西域织金锦),带错金花纹的镔铁器等。 元朝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的正统王朝,被统治的人民大部分是汉族。为了巩固元朝的统治,蒙古皇帝必须推行"汉法"。作者在书中阐述道:早在蒙古伐金时,就有许多汉族工匠来到和林(在今蒙古国),他们精湛的工艺令当时在和林的欧洲人为之倾倒。元朝定都北京后,汉族工匠生产的工艺美术品占据了主流地位。 在书中,作者还多次强调:元代的工艺美术品并不是粗糙草率的,而是颇为精美的,其水平是很高的。蒙古贵族对于手工艺品有一种天然的喜爱,因此,他们征战所到之处,都要掠走大批工匠,聚敛众多的工艺美术品。在元代,政府集中使用着大批来自欧亚的优秀工匠,垄断着精良的生产原料,在各地设置许多官府作坊,进行着大规模的生产。因此,元代官府作坊的工艺美术产品可谓量大质优,把中西文化融于一炉,它对民间生产的工艺美术品,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作者翔实、严谨的论述有力反驳了学术界曾一度盛行的否定元代工艺美术的观点。
作者简介

  尚刚,清华大学艺术史论系副主任,博士,副教授,专攻中国工艺美术史暨中国艺术设计史。著书很多,其中《唐代工艺美术史》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阐释伟大文化传统、面向当代艺术设计、中国工艺美术史教学改革》获2000年北京市高等教育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言第一节
时代与工艺美术第二节
生产的格局注释第二章 
织绣印染第一节
引言第二节
著名丝绸品种第三节
丝绸装饰第四节
棉布第五节
毡罽第三章
陶瓷第一节 引言第二节 景德镇窑第三节 其他窑场的著名品种注释第四章 其他工艺美术门类第一节 漆器第二节 金属器第三节 玉石器注释第五章 尾语第一节 时代风格第二节 承传与影响注释彩图目录插图目录引用书目后记
章节摘录

  蒙古人启用大元的国号在1271年,灭宋还要晚到1279年,但1206年,漠北高原上,已出现了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国,1215年,蒙古大军拔取金中都(今北京),1227年,攻灭西夏,1234年,扫平金国,1276年,占领了南宋的首都,而从1218年起,蒙古人开始大力经营西域,相继征服了中亚、西亚以至欧洲的广阔地域。
蒙古族领有文明地区的历史既然先于灭宋,叙说他们的工艺美术也该从更早的时代开始,尤其是在建元、灭宋之前,制约以后工艺美术发展的种种因素已然生成,这样,书中的叙说不局囿在1271年或1279年以后,就更加必要。
  中国的王朝若由少数民族建立,文化背景都必定复杂,元代的情形又特别复杂。
蒙古族不仅统治着文化领先于自己的众多民族,又同西域的广大地区保持着空前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并且,政府还明令保护治下的不同民族“各依本俗”。
那个时代,蒙古族文化、伊斯兰文化、汉族传统文化以及藏传佛教文化、欧洲基督教文化、高丽文化等多种文化并存,工艺美术就是多种文化大交流的结晶,其中的前三种是主要的文化类型,它们对工艺美术的影响也因此而特别深远。
  尽管蒙古族“始初草昧”,但其统治集团仍然极其珍重自己的传统,竭力维护本民族政治、法律的优越地位,还有治国方略,而顽强地保存自己的风俗习惯,则有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如果说在正殿旁,种上移自大漠的“誓俭草”尚难以影响工艺美术,那么,国家设两都,往来巡幸就不会对工艺美术没有影响,因为,在途中使用的帐幕、器具里,已至少包含了工艺美术品。
至于宴飨、服制也大多保留了强烈的民族特色。
“各依本俗”既已载在敕令,皇家就该先做表率,果然,内廷的祭祖、禳灾、祈福、生养、丧葬之类便全依“国俗旧礼”。
在统治民族影响下,汉族民众也逐渐浸染其风。
  蒙古族的文化渗透到工艺美术的许多方面。
他们豪饮成风,于是,出现了“贮酒可三十余石”的渎山大玉海和“贮酒可五十余石”的木质银裹漆瓮,以至有了比小桶还要大许多的饮器“满忽儿”;漠北高原天寒风疾,人们以畜牧为生,于是,以羊毛为主要原料的毡罽业在汉地也迎来了空前的繁荣;他们要在迁徙中生产、生活,于是,各地工匠又在成批制作如四系的瓶、壶等器皿,以便携行。
更突出的是蒙古族对白、青两色的好尚,这使大量白色、蓝色的工艺美术品应运而生,如丝、毛制品,青花瓷等。
甚至连“七”、“九”这样原本无关宏旨的数字,也由于他们的特殊感受,而在工艺美术中,发挥出特殊的作用。
  有心人不难发现,蒙古族对工艺美术的影响虽然巨大,但这影响却往往要借助于抽象的生活形态、思想观念,较少见到哪种器形、哪种纹样直接传自蒙古族的工艺美术,并且,这影响还被岁月消磨得日渐衰微。
原因不仅在于蒙古族早期的手工业十分落后,还在于,那时尚有两种更先进的主要文化类型——伊斯兰文化和汉族传统文化,它们不仅拥有更悠久的历史、更深厚的根基,还有极为发达的手工制作,蒙古族若想以工艺美术体现自己的好尚,必须基本仰仗穆斯林工匠和汉族工匠的精湛技艺。
  蒙古族早期的手工业相当原始,几无传统可言,生产局限在皮、毛、木、骨的小范围内,仅能维系生存,席卷中亚令他们获得了精美的手工艺品和优秀的工匠。
对此,在窝阔台时代随使蒙古的南宋人士曾有实录。
《黑鞑事略》(页18b):  霆尝考之,鞑人始初草昧,百工之事,无一而有。
其国除孳畜外,更何所产,其人椎朴,安有所能。
只用白木为鞍,桥鞔以羊皮,镫亦剜木为之,箭镞则以骨,无从得铁。
后来灭回回,始有物产,始有工匠,始有器械,盖回回百工技艺极精,攻城之具尤精。
后灭金虏,百工之事,于是大备。
  在蒙元历史上,征服中亚伊斯兰教国家是个大事件,从此,蒙古皇帝常常兼有西域广大地区君主或名义君主的身份,中西交流广泛、频繁,西域的穆斯林大量入迁,繁衍生息在中国的许多地区,在法令保护下,其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基本一仍其旧。
他们中的上层人物或从政、或经商。
从政者常常位高权重,可依靠其政治能量使其喜恶好尚影响全社会。
经商者每每资财雄厚,这又能从经济贸易的角度推进伊斯兰文明的传布。
东迁的穆斯林自以普通民众居多,其中,包含着大批的工匠,蒙古国时期,他们散处各地,数量已经很多,入元,他们及其后裔的制作仍占据着蒙元工艺美术的很大份额。
那时,官府作坊制作了大批伊斯兰世界的传统产品,依靠的基本技术人才就是中亚的穆斯林及其子孙。
  由于蒙古族早年的文化状态十分落后,他们占有汉地工艺美术品的时间虽然必定很早,但以其当时的文明程度,若要欣赏如宋的清隽典雅,还相当困难。
他们又较早地接触到了伊斯兰手工艺品,对其外现的精美华丽很快宝爱非常,因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他们对工艺美术的审美判断是由伊斯兰艺术培养起来的。
这对元代工艺美术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尽管归帝王占有,但青花贮酒瓶的装饰并不十分精致,这里的原因在于它们的用途。
宴飨是当时的三桩国家大事之一,宫廷宴饮的正式贮酒器是容酒可数十石的渎山大玉海、木质银裹漆瓮、金酒海等,饮器也全为金、银、玉制品或异域珍异。
而各式梅瓶原本都是配盖的,作为一种窖库里的长年容器,以使酒更加醇美,并不直接出现在宫廷宴饮中。
因此,“春寿”铭青花梅瓶上的双角五爪龙和云彩也同观台窑梅瓶等上不大工整的“内府”铭一样,只是御用的标志,对“美”并不在意。
  在帝王持有的青花瓷中,还有一些很精致的器物。
北京元代故宫遗址里出土的几片即属此类,它们是8件盘、碗、瓶的残片,图案呈色浓艳、绘制工细考究,装饰题材有龙、鱼藻、缠枝花、卷草、“变形莲瓣”等。
从发表的资料看,至少有盘的形制较小,胎体较薄,图案布局也较疏朗,这与下一类青花瓷中的大部分有所不同。
  2.社会上层持有的  由于前一类青花瓷数量不多,因此,这一类就显得尤其重要,它们中的一部分曾被称为“至正型”,是元青花中最典型的。
这类器物使用进口钴料,图案呈色鲜丽浓艳,装饰带繁多,  常常形体巨大,除去那些大盘、大碗外,瓶、罐也每每极高大,如瓶高可60厘米上下(彩图15)、罐的腹径能有35厘米左右。
这类器物多系浮梁磁局的贡品,但并不长久归属宫廷,或做对伊斯兰世界贡献的回赐,或做对达官勋贵的赏赉,或做皇家下番牟利的商品,此外,还有一些是景德镇烧造的商品瓷(如伦敦达维德基金会所藏的那时著名的象耳瓶),主顾是富室大家,其中,国内外的穆斯林和倾慕伊斯兰文明的人占了很大的比重。
  如今,这类器物被大批保存在伊朗和土耳其。
当年,小山富士夫先生相信,完整的元青花今存200件左右,据那时的看法,在伊朗的阿尔德比勒灵庙的旧藏里,就有37件,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比萨拉伊博物馆就有80余件,关于托普卡比萨拉伊博物馆里的元青花数量,近年,中国专家重新做了估计,认为在40件上下,但在各收藏地点中,这个数目依然是最多  的。
  由于伊斯兰教的风靡,除去西亚,在北非、东非、南亚和东南亚,元青花也在许多地点发现,其中,重要的是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和印度德里的图格拉克王宫遗址,前者出土了数百片,后者出土了44面盘和23只碗的残片,它们本属于皇家厨房,因器物上绘有人物和动物,被恪守伊斯兰教正统教义的苏丹下令弃毁。
从元代晚期开始,青花瓷被穆斯林国家大量仿制,体现的就是伊斯兰世界对它的热衷,对此,在《陶瓷之路》和《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里,三上次男先生和马文宽、孟凡人先生都有描述。
  应该留意的是,在中国的考古收获也会透露着同伊斯兰世界的联系,1966年,在江苏金坛现出土了元青花云龙纹罐窖藏,罐内的遗物包括一面银盘,盘上錾有阿拉伯文的回历纪年铭,  因此,窖藏的主人也该与伊斯兰世界有某种特殊关系,而在当时的金坛,又确实居住着不少回回。
  六、北京和山西的琉璃  蒙元时期,宫殿及寺观使用琉璃做建筑装饰的风气很盛,今日的北京和山西是当时琉璃的主要产区。
  元大都宫殿的建筑琉璃基本是大都四窑场的产品。
大都四窑场隶大都留守司或少府监,“领匠夫三百余户,营造素白琉璃砖瓦”,设置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
不过,它属下作坊的设  置都早于它,南窑场和琉璃局“中统四年(1263年)置”。
西窑场“至元四年置”。
1983年,在北京公主坟,发现了烧造白釉砖、琉璃器等的窑址,相信它就是大都四窑场中某窑场的遗址。
在元大都宫殿遗址中,也发现了白色的琉璃砖和白、绿、浅绿、深绿、翠绿、孔雀绿等色的瓦和建筑饰件。
孔雀绿釉板瓦、简瓦的出土可与《元氏掖庭记》里宫殿“瓦滑琉璃,与天一色”印证。
  大都烧造琉璃的不只是官府的窑场,《元一统志》还记录了宛平县出琉璃及七宝良瓷,所烧应当不只是建筑琉璃,还有供器之类。
大都的琉璃和瓷器应当质量颇高,因此,元人做赋颂扬大都繁华,在叙及物产时,也不忘“银、铁、磁、硝、琉璃之珍”。
  山西的琉璃技艺久负盛名,据说,承造元明清三代宫殿陵寝坛庙的赵姓就于元代由山西迁来。
在如今山西的一些寺院里,元代的琉璃建筑饰件仍有遗存,有的还带年款。
山西琉璃虽多系建筑饰件,但器皿也制作颇精,蒙古国时期,它们已远销和林,在那里,就出土了不少由泽州(或蒲州)等烧制的蓝或绿釉的琉璃器皿残片。
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  探究元代的工艺美术,我是从1982年春攻读硕士学位开始的,迄今,发表的议论文字大半以它为题。本书的基础是我1984年7月17日答辩通过的硕士论文——《元代的工艺美术》,这次修改前后用去约半年的时间。  论文是在庞薰琹、田自秉、王家树三位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写作中,先后请益的老师还有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叶喆民、黄能馥,北京故宫博物院冯先铭、陈娟娟、周南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高华等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安士伟阿訇等。论文答辩委员会由庞熏琹、雷圭元、吴劳、奚静之、陈高华五位老师组成,答辩会上,常莎娜老师也提出了修改意见。田自秉师和陈高华师又为论文写了学术评语。此外,在当年的写作或今日的修改中,施向东、李庆西、陈莎莎三学长给我很大帮助。谨此向各位老师及学长深致谢忱。  我是庞薰琹老师最后的研究生,也是庞师惟一从事理论工作的研究生。论文写作期间,庞师已患重病,但仍对我关怀备至,不仅细读了文章的几稿,还在女儿庞绮的搀扶下,颤颤地到校辅导,参加答辩,答辩会上,竟做了长篇发言,有勉励,有批评,关心爱护,语重心长。1985年春,庞师就辞世了。13年过去,在我修改这书时,庞师的教诲言犹在耳,神态宛在眼前,因此,也愿将这书当做对庞师的一个纪念。受惠庞师的绝非我一人,还有更多的人对他特别  怀念,因为,他真正把身和心交给了工艺美术教育,只管奉献,不计索取,这样的老师以前不多,现在更少。当我和同学在一起,总希望不要愧对了庞师的榜样。  工艺美术研究至今还太薄弱,学校里,一般的做法是艺术分析,学校外,则通常在比对考古、文物资料。工艺美术是为人制作的,毕竟不是纯朴的艺术作品或物质现象,故艺术分析再深入、再恰切,考古学再博大、再严谨,也无法借以说明工艺美术史的所有问题。我热望能以实物为中心,用历史文献解说实物,填充现有实物的空缺,尽力复原古代工艺美术“人”的因素,阐释若干名词的真义。在此基础上,试图讲清一个时代有什么;遇有可能,再说明一些重要的现象为什么发生在此时,而非彼时;它们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这是目标,至于达到与否,评判只该来自读者,我盼望着严厉的批评,因为它不唯惠及个人,还有益深入研究。  书中,对前辈、时贤的成果参考、引用多多,尽管已随文注出,但对他们,仍应表达由衷的感谢,对其研究,仍应表达诚挚的敬意,一定要说的是,刘新园先生的出色研究,对我启发尤多。我特别感激陈高华师,在我元代问题的摸索中,得自他的鼓励最多,帮助最大。  本书内容已经悖时,主题更加偏僻,但辽宁教育出版社仍慨允承办,在商风鼓荡的今日,出版社诸公的热诚和勇气真令人钦敬不已。书稿的出版联络,全仗葛兆光兄、冯统一兄之力,这是我衷心感谢的。  我极其怀恋写作硕士论文时的生活。那时,虽不宽裕,但不拮据:虽然忙碌,但绝少干扰;虽然无知,但是努力;尽管借住的办公室憋闷、吵闹,可是终日不用烧菜造饭,不必为冬日取暖、夏季漏雨奔竞。那已在十多年前了,那时,我还年轻。  尚 刚  一九九八年一月,苦寒之日于炉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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